科技行者
算力行者
新型基础设施,简称「新基建」,今年两会成为国家规划之后,成了一个热词,它到底新在哪里?
这要从基础设施本身开始说起。
基建设施,英文叫“infrastructure”,直译为“架构”,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城市底层的东西——为国家、城市或地区提供服务的基础建设体或系统。
传统上来看,机场、桥梁、运河、水坝、灯塔、公园、港口、铁路、道路、供水,这些就属于基建的范畴。
从传统基建来看,有这么三个特点:第一是投资大周期长。第二是公共性,要所有人都能用,而且用的人越多越好。第三是有溢出效应,使用者得到的好处,是大于建设者的好处的。
第三条在经济学有个词,叫“外部性”,或者说“溢出效应”。这个也不难理解,就拿建高铁来说,其实很多高铁线路是亏损的,建设者是赔钱干事,但是对于市民而言,通高铁之后,生活工作的幸福指数是极大程度提高了的。这就叫外部性,一个人投资建设,所有人都能享受好处。
虽然都叫基建,新基建和老基建的内容是大不一样的。
如果说老基建是工程建设,新基建则是技术运营。
虽然新基建中也包含一些工程建设,比如特高压、充电桩,但是新基建最相对而言重要的内容是这样一些技术:5g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云计算、区块链和工业互联网等等。
直白一点说,新旧基建的核心差别是,旧基建都是看得见,摸得着的东西。而新基建都是我们是无法直接碰触的技术。
旧基建服务的是原子(商品),而新基建服务的是比特(信息)。而现今社会,比特信息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了。
其实大家看自己生活相关的例子就知道了。
疫情期间,大家都出不了门,但是对于疫情不是那么严重的地区而言,咱们的基本生活保障还是没受影响的,靠的就是手机上的一个个app。
这些app背后连接的是科技公司提供的服务后台,而这些服务后台,用的就是新基建相关的技术:代码就跑在云计算平台上,商品推荐用的是人工智能。
除了疫情期间的生活,我们的工作离不开网络。我们很少看到可以完全不用手机和电脑就能完成的工作,这就对支撑我们网络服务的计算资源、网络资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
这个世界,已经由物质驱动,变为由信息驱动,现在总说数字经济,指的就是信息技术所创造的新业态。我们每个人已经在享受新基建相关技术提供的服务。
新基建,加大的就是加大技术的总社会供给,让企业、人更容易的得到技术服务。
但是新旧基建也有差别,主要是这么三个:
第一,旧基建是普通人、普通的公司就可以拿来就用,新基建不行。
旧基建,家门口修了一条路,我们是不需要说明书的,出门马上就得到了便利。工厂也可以马上通过公路把货物运出去。
但是如果城市建了数据中心这样新基础设施,但普通人是没法直接用的,没有技术能力的普通公司也用不了。必须等某专业公司,或者招募了专业技术人员,开发了应用服务,放在数据中心去运行,才能使用。
所以新基建的门槛是比旧基建高的。
第二,旧基建比较保值,新基建不一定。
还拿高铁站来说,修好一座车站,只要不发生大问题,适当的维护下,能用蛮久。但是新基建不一样,技术的变化速度太快,如果没能得到恰当的利用,用不了多久,资产就会大规模贬值,你可以感受一下二手电脑和新电脑的价值差别。
第三个,提供旧基建的公司会比较多,能提供新基建服务的人就比较少。
因为新基建和技术高度相关,不是每个人都能搞新基建。传统上,搞基建可以拉动投资,当年4万亿基建投资直接带动了就业,但是新基建恐怕不行,懂技术的人太少,就业人数也就少。
这么说起来,似乎新基建的风险不小。技术资产保值是个大问题,懂得用会用的人也少。那新基建投资是不是就得谨慎一点?想好怎么用再投资,这个想法肯定是不对的。
首先技术需求的爆发是不可预测的。比如疫情来了,我们才知道对网速的需求原来这么高。相比其他国家,咱们应对疫情相对较好,其实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分不开的。深圳一座城市的基站数量,就超过欧洲一个国家的总量,现在市民得到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。
虽然搞新基建的人比较少,但是只要我们有了网络基础设施,有了计算基础设施,应用服务才能运行的比较好。快递人员虽然不懂新基建,但是他们得到的工作,就是新基建创造出来的。有人计算,一块钱的技术投资,能带来3-5块经济社会回报。
中国现在是制造业大国,相比较印度,有很强的竞争优势,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的旧基建做的好,公路、水电,在发展中国家是首屈一指的。而像网络服务这样的新型基础设施,我们甚至已经比发达国家也不差,在5g时代更可能还是领先的。
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前瞻性。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来说明。
因为查基建学术资料,我查到一篇很老的论文。
这篇论文发表于1985年2月7号,可能比很多读者年纪还大,叫《加速电气化,促进新技术革命》,作者是当时的中国水电部科技司高级工程师陈德裕。
这篇文章谈的就是在电气化时代(电气化,就是电力所引发的产业革命),中国应该如何投资电力基础设施(旧基础设施)。
我们现在很少遇到停电事件,但是几十年前,中国是经常缺电的。不过,对于如何修建电力设施,当时有争议,有人觉得虽然暂时缺电,但是不能过度建设,防止浪费(毕竟当时经济水平还有限,用于投资的资金也有限),但是陈德裕不这么想,这样写到:
对于怕基础建设投资浪费的提议,陈工程师的看法可以这样总结:
怕投资浪费,不敢投资电力基础设施,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苗头。因为产业对新基础设施的需求(在当年,这个新基础设施就是电力),往往是超常规速度的。
需求往往是爆炸性增长,所以建设弹性系数一定要大于1,也就是建设投资规模,要大于当前的需求规模。
35年前,陈工程师对当时的基础设施投资,得出这样前瞻性的结论,是非常了不起的。毕竟那个年代,经济规划讲得还是要精确、准确。
我猜陈工程师写文章的时候应该还年轻,所以做了一点搜索,结果看到这样一份个人简历:
陈德裕,电力专家,浙江绍兴人。194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。曾任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三厂助理工程师,开远水电厂、岷江电厂副工程师,宜宾电厂发电课课长,冀北电力公司副工程师。建国后,历任华北电业管理局调度科科长,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生产技术处技术科科长,电力工业部、水利电力部技术委员会电气处副处长,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总工程师,水电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、科技司总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。五十年代初期在我国电力工业中首次按等微增率开展经济调度。六十年代为完善我国的双水内冷发电机作出贡献。
牛人就是牛人,这句“五十年代初期在我国电力工业中首次按等微增率开展经济调度”,证明了对陈老爷子超前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准确历史评价。
时过境迁,35年后,就像我们对旧基建也曾有过疑虑一样,对新基建我们可能也有忐忑不安,但是成就最终一定是陈老爷子这样的有见识的实干家推动的,他们有超越时代的眼光。
我没查到陈老爷子的照片,但又想向他老人家致敬。考虑他的一大贡献是双水内冷发电机,而坚持真理总是艰难,所以就用下边这张冰霜下的发电站作为文章配图,以示敬意吧。
我们有一千个理由对每一份投资都精打细算,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理由,不适度超前投资新的基础设施。新基建的好处,不仅在于创造新产业,作为比特技术,它还将赋能基于原子的旧基建。比如,我们完全可以把新基建技术,用在旧基建设施上,一条公路,可能就变成了智慧交通路网的一部分。也就是好的新基建,会把旧基建,也变成新的,修旧如新。
新基建虽然千般好,但是还有一条戒律,绝对要谨记,那就是新基建必须坚持开放性。
基建的价值就在于外部溢出。我们刚才说了,和旧基建不同,新基建不是能直接用的,要二次开发。如果二次开发不方便,不开放,只有少部分人,小群体才能使用,那这就不是有溢出效应的公共基础设施了。
就像即便是旧基建,如果一条高速公路,各种设卡,通行不便,也就失去了基建造福人类社会的初衷。
在技术领域,是很容易搞封闭体系的,容易造成利益小圈,这样的新基建,它就不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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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系统有我们看不见的一面,是对计算系统底层资源的管理。但是对于大多数用户而言,操作系统看得见的另一面,则更为重要,它就是——人机交互方式。
大模型要想在人形机器人上发挥出魔力,至少要满足一个基础条件:数学模型与物理模型之间的统一。